明显超过其他民主党派

2019-06-12 05:44

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,在各民主党派中是成立较早的。民盟人数多,1949年初占了各民主党派总人数的2/3。民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出重要贡献,后来在不参加“国大”和国民党政府、反对伪宪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,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也正因为如此,民盟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,于1947年10月27日被宣布为“非法团体”,11月6日被迫解散。当天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时评《蒋介石解散民盟》时加上了一段评论:“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,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。”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宣布恢复,开展活动,号召全体盟员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,为彻底实现民主、和平、独立、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”。

10月,沈钧儒、章伯钧致电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,表示“愿竭所能,借效绵薄;今后一切,伫待明教”。

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开幕式上讲话,他说,革命的胜利“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,和全国各民主党派、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”,并表示“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,精诚团结,共相勉励,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、新社会的历史使命”。

留沪的民盟领导人张澜、罗隆基婉言谢绝了李宗仁、张群等人“斡旋调解”和平的请托,表示“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,所以不能参加调人。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,方可发表意见”。

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董必武,称:“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……得到如此光荣胜利,谨为诸公庆贺。……兹值战后困难较多,如何安定,如何建设,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,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。”

9月,应中共中央的邀请,沈钧儒、章伯钧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一道进入东北解放区,共同筹备新政协。

8月16日,《光明报》发表民盟《对于新政协共同施政纲领的意见》,并配发《展开新政协的讨论》的短评。

3月,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后,致书毛泽东,表示“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,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,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,尽其应尽之责”。这一文件明确表示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
8月1日,毛泽东复电上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:“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、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,并热心促其实现,极为钦佩。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,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,共同奋斗,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,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,建立独立、自由、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。为此目的,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。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、地点、何人召集、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,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,并以卓见见示。”

9月21日至30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。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、中国民主同盟列于发起单位的前三位,代表名额同样是16名,明显超过其他民主党派。

章伯钧说:“‘五一’号召是扩大民主力量、加速争取人民解放事业全面胜利的正确主张,与我们素来主张相符。将要召开的政协,将为国家树立民主,为永绝战祸实现真正和平。各民主党派义不容辞地应作为扩大民主团结的支柱。”

自5月8日起,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连续召开座谈会,讨论当前形势与新政协。

1948年4月30日,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“五一”劳动节口号,并于当天发布,提出“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,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”。口号第四项提出“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,联合全国知识分子、自由资产阶级、各民主党派、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,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主义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,为着打倒蒋介石,建立新中国而奋斗”。

6月1日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董必武复电张澜:对“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,极表欢迎”。

会议选举张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,章伯钧、罗隆基为政务委员。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,史良任司法部部长。沈钧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上述对民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出自毛泽东,早在1949年3月下旬,毛泽东在进北平的途中就对周恩来明确表示,对张澜、沈钧儒等“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,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”。

3月10日周恩来代拟毛泽东复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、章伯钧电:“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,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,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,无任欢迎。兹托李维汉、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,有事请与磋商为盼。”电文经毛泽东阅后发出。

7月16日,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在民盟机关刊物《光明报》发表意见,指出新政协由谁来领导召集的问题,实质上是一个革命领导权问题,他认为中国共产党 “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”。

5月5日,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,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、民盟中央常委章伯钧,民革主席李济深等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,“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,史无前例”,“当此解放军队所至,浆食集于道途”,“乃读贵党‘五一’劳动节口号第五项:‘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,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,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’,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,尤符同人等之本旨,何胜钦企。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,特此奉达,即希赐教”。

民盟南方总支部代表冯裕芳说:“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,这是无可否认的;中国必须要实行新民主主义,这也是无可否认的。”

1949年1月22日,沈钧儒、章伯钧与其他党派、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《对时局意见》的宣言,揭露蒋介石的和谈要求是“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”,表示“不能苟安纵敌,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”,并表示“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,献其绵薄,共策进行,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,独立、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”。

综上所述,民盟积极响应“五一口号”,为新政协的召开与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7月中旬,中共中央香港分局、潘汉年将5月5日李济深、沈钧儒、章伯钧等人的通电全文报告中央。

5月27日上海解放,身陷危境的张澜、罗隆基等获救。28日张澜、罗隆基、史良发表声明:“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而中国各民主党派所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,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、彻底解放的革命。我们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。”

6月14日,民盟发表《响应中共“五一”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》,指出中共发布“五一口号”,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,实现民主联合政府,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”。发动新政协运动的意义“在于通过这次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,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”。

5月1日,毛泽东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、在香港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,信中说:“在目前形势下,召集人民代表大会,成立民主联合政府,加强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,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,业已成为必要,时机亦已成熟”,“但欲实现这一步骤,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。在这个会议上,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。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。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,均可派代表参加。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,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”。毛泽东还在信中提议由民革、民盟、中共在当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,或者“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”。当天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,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,“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,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”。

沈钧儒在发言中说:“‘五一’号召说明,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外,同时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达成民主革命的道路……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表现。”